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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读者眼中的杨过和小龙女

发布时间:2019-09-10 编辑 :本站 / 197次点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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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读者眼中的杨过和小龙女

  网络上热传一篇美国畅销小说评论家阿尔蒂尔对英文版《金庸选集》的评论,其中,阿尔蒂尔对金庸的一部小说是这样介绍的:  本书探讨了对男女之情的几种看法。

本书似乎有三个男主人公,他们后来成为朋友。

其中的萧看起来是一个禁欲主义者,而段则与他相反,是个好色之徒(但尊重女性),另外一个(虚竹)介于二者之间,心里一直想禁欲,但当美女来到眼前时,又惊又喜最终成了一个国王的女婿,而且是一个女性社团的领袖。

他们最终都成了英雄,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所抱有的宽容态度。   这部小说就是《天龙八部》,它在国内介绍中一般是这样的:  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,通过宋、辽、大理、西夏、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,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,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。

“天龙八部”出于佛经,有“世间众生”的意思,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与超脱。 全书主旨“无人不冤,有情皆孽”,作品风格宏伟悲壮,是一部写尽人性、悲剧色彩浓厚的史诗巨着。   同一部着作,在美国评论家眼里却成了另一副模样。

  其实,金庸的小说虽在国内家喻户晓,在西方却默默无闻。

2004年出版的法译《射雕英雄传》试印1000套,到2011年仍未售完。

对于这一现象,金庸的解释是:“西方人不易了解东方人的思想、情感、生活,使得作品传播难度非常大。

”文化的差距难以激发西方读者的代入感,而代入感的缺失则使读者普遍对人物、背景、情节产生困惑。

迷惑之“我是谁”  小龙女与杨过这对引人钦羡的神雕侠侣,在阿尔蒂尔的描述中却是“养蜂专家”与“养雕专家”,“他的妻子曾经想通过蜜蜂向他传递消息,但他视若无睹”。   实际上,形貌性格是理解人物最直观的层面。 例如金庸写王语嫣,强调一个“仙”字:“只见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郎,脸朝着花树,身形苗条,长发披向背心,用一根银色丝带轻轻挽住。 ”而他写赵敏,突出的是别致的美:“自来美人,不是温雅秀美,便是娇艳姿媚,这位赵小姐却是十分美丽之中,更带着三分英气,三分豪态,同时雍容华贵,自有一副端严之致。 ”华语圈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,自会沉浸在古代意境中想象人物的美妙形象,而西方读者因未曾受过诗词、典故等中国文学知识的熏陶,无可供联想的土壤,独立的文字激发的美感十分有限。   于是,清丽柔情、唤杨过为“过儿”的小龙女的形象,则被弱化为平平无奇的“养蜂专家”。 小龙女修炼的《玉女心经》,讲究清心寡欲,借助寒冰床修炼,这一情节令阿尔蒂尔匪夷所思:  “要使内力达到较高的水平,还必须有一些特殊的辅助手段……或者是采用一些辅助器械(比如功能类似电冰箱的床,但绝不耗电)”。

迷惑之“从哪来”“到哪去”  金庸武侠小说的背景设置在遥远的古代,与当今时代差距较大,因此金庸有意借用诗词典故、生活器具、文化习俗等造出一个古代世界,隐藏的信息量极大,不仅外国读者看得云里雾里,中国读者有时亦难会意。

如在《神雕侠侣》中,程英背对着杨过,写下“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”,这番表白只有了解诗意的人才能懂得;在《笑傲江湖》中,祖千秋设计让令狐冲服下解药时,讲到喝汾酒当用玉杯、喝白酒需用犀角杯、饮葡萄酒用夜光杯的情节,其中意趣不熟悉中国酒文化的西方读者怎能明白?  而闪烁着刀光剑影的江湖,是一个西方读者更为陌生的世界。

江湖的核心是身不由己,少有人能独善其身、享有绝对的自由。

这是个失序的世界,人命轻微、天下大乱,风云动荡与个人身不由己的悲剧宿命,是流行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西方世界所难理解的。

  金庸笔下的人物身上,隐形的枷锁一直若隐若现。

忠于民族、侠字当头、重情重义,西方读者对此类价值观加之于人的束缚十足陌生,他们无法理解人物行动或沉默的初衷,缺失了对行为背后的理由的认同,由个人行为交织而联动的情节在他们看来便趋于混乱甚至滑稽。

 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贯穿其中的“情”与“义”。

所谓情,让郭襄只因当年在风陵渡口初闻杨过的姓名,后来便给弟子取法号为风陵师太;所谓“义”,让萧峰在两军对峙时,“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,内功运处,双臂一回,噗的一声,插入了自己的心口”。

而在《勇敢的心》中,华莱士躺在断头台上,在生命注定结束前,高喊出的是“Freedom”。   总体说来,金庸的武侠世界对西方读者来说进入成本过高,阅读过程障碍重重而收获甚微。

而不尽恰当的翻译,不仅减损了语言本身的魅力,更加重了读者的迷惑感。 网友说  六神磊磊:想象力、对人性的挖掘和自由精神,是金庸小说最吸引我的地方。 我觉得它们都是可以译的。

当前缺乏精品译本,或许跨文化之后,金庸小说也会生出别的视角和别的趣味,这可能是华语读者自己也体会不到的。

  马伯庸: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底子十分深厚,非中文背景的读者理解和欣赏起来都比较有难度。

比如“玉笛谁家听落梅”,国人读者一看这个名字就很美,可外国人看了就很难感受到其意境。   夏烈:文化要走出去,和世界人民分享,翻译是最重要的,但同样重要的还有阐释,需要有人去解释给外国人听,比方让评论家、汉学家去做这个工作。

如果缺乏了这个群体,外国人就不会理解,不会感兴趣。

  (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张舒婷郭雪岩)。